)人生的最后一次跑步开始于肯尼亚大裂谷底部一个废弃的萤石矿。那是2024年2月11日星期日的早上6点，他已经醒了两个小时了。当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还在床上时，他走出家门，坐上他的银色丰田Premio。他接上教练) 和三名训练伙伴，沿着一条满是碎石的土路驶入裂谷，在矿井大门外停了下来。天还是黑的，但乡间充满了鸟鸣和牛铃的叮当声。

　　在热身后，基普图姆要跑35公里回到家里，哈基齐马纳开着他的车跟在后面。这是一条令人生倦的线路，迂回曲折，基普图姆要从覆盖着猴面包树和芒果树的裂谷底部热带气候，攀爬至遍布雪松和桉树的凉爽地带。

　　这样的训练，基普图姆几乎每天都在做，这帮助他成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马拉松运动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肯尼亚裂谷地区，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你必须非常特别才能得到关注。基普图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默默无闻；他擅长半程马拉松，但从来不是明星。2022年12月，他在西班牙瓦伦西亚首次挑战马拉松，不仅赢得了比赛，而且以(当时)历史上第四快的2:01:53夺冠，领先亚军一分多钟。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并即将取得比自己想象中更大的成功。

　　在肯尼亚裂谷地区，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你必须非常特别才能得到关注。

　　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基普图姆又跑出历史上最快的七场马拉松中的两场。2023年10月，他在芝加哥以2:00:35完成了比赛，打破了肯尼亚同胞埃鲁德·基普乔格(

　　Eliud Kipchoge)保持的世界纪录，后者被许多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拉松运动员。

　　距离基普图姆的下一场比赛还有两个月时间，他希望在2024年4月的鹿特丹成为史上首位在正式比赛中打开两小时大关的马拉松选手(基普乔格2019年在维也纳以1:59:40完成马拉松距离，但这是一场表演性质的比赛，无法成为世界纪录)。“他信心十足。”基普图姆的训练伙伴之一希拉里·基普春巴(

　　但基普图姆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下一场比赛了。那个周日晚上，尽管起床很早，训练也很辛苦，但他还是决定与哈基齐马纳和朋友莎伦·科斯盖(

　　Sharon Kosgei)到埃尔多雷特消磨一个晚上。埃尔多雷特是一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也是肯尼亚长跑产业的非官方首都。

　　晚上11点前，在开车回Chepkorio小镇的公寓时，基普图姆驾驶的汽车失控了，在驶入一条沟渠后撞到了一棵树上。基普图姆和哈基齐马纳因此丧命。坐在后座上的科斯盖侥幸逃过一劫。警方调查得出结论，这辆车可能超速，两人似乎都没有系安全带。基普图姆当晚早些时候至少喝了两瓶啤酒，但尚不清楚他是否醉酒(尸检毒理学报告尚未公布)。

　　早起之人：Fluorspar山是一条远近闻名的艰难路线，发源于肯尼亚的Kerio山谷，长期以来一直是精英跑步者的训练场

　　他的去世成为头条新闻，震惊了精英跑步界。在埃尔多雷特及其周边地区，运动员们短暂地停止了训练，以示缅怀。然而，对许多当地人来说，这条死讯似曾相识。基普图姆的去世是困扰肯尼亚田径运动的一系列见诸报端的悲剧中最新的一桩：在过去十年间，至少另有四名精英跑者因车祸殒命；2011年，三年前在北京创下奥运会马拉松纪录的萨米·万吉鲁(

　　Sammy Wanjiru)醉酒后从阳台上跌落身亡；自2021年以来，肯尼亚已有六名跑者被谋杀，其中包括四名因经济纠纷被伴侣杀害的女性——来自邻国乌干达的奥运选手丽贝卡·切普特盖Rebecca Cheptegei)也是其中之一，去年9月，她因财产纠纷被分居的伴侣活活烧死。

　　还有因丧失希望而导致的其他死亡：一名退役男运动员上吊自杀；另一位曾获得世锦赛800米铜牌，但后因服用兴奋剂被禁赛的运动员，在多年酗酒和抑郁后死于肝肾功能衰竭(译注：2017年伦敦世锦赛男子800米铜牌得主基普耶贡·贝特(

　　从赤贫到暴富最终悲剧谢幕的故事在体育界屡见不鲜，但肯尼亚的贫困、人才辈出及特有的腐败则意味着那些“成功”人士所面对的阻力进行异常强大。在策划这篇文章时，我采访了二十多名肯尼亚运动员、教练、经纪人，还有其他这项运动的忠实拥趸。他们描绘了一个成功的跑者被视为容易捕获的猎物的世界。女性跑者经常吸引那些不择手段、试图夺走她们奖金的男人；男性跑者则更容易成为商业骗局的受害者——他们也更容易自我毁灭，因飙车、酒精和性分心。

　　“他信心十足。”基普图姆的训练伙伴之一希拉里·基普春巴表示。“我们大多数人都期待他跑出1:58。”但基普图姆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下一场比赛了。

　　基普图姆很快就赚了很多钱。三场马拉松的胜利及各种纪录为他赢得了46万美元的巨额收入。据报道，他还通过与Nike和中国品牌Amazfit的赞助协议赚了几十万美元，Amazfit在基普图姆去世后生产了一款以他为名的手表。出场费是他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比赛组织者为吸引顶尖选手会支付高额出场费。

　　尽管取得了成功，但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基普图姆一直处于压力之中。据报道，他正在处理与另一家中国运动品牌签署的赞助协议流产的后果，该协议违反了他与Nike的协议，他选择了退出。埃尔多雷特的人说，促成这笔交易的中间人一直在找他。也许是为了应对压力，基普图姆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酒吧里与朋友社交，经常在晚上沿着狭窄且光线昏暗的道路开车回家。

　　2023年夏天，几年前搬到了法国的哈基齐马纳搬回了肯尼亚，以帮助基普图姆应对聚光灯下的生活。他告诉一位朋友，基普图姆“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需要一个“保护者”。但最终，他无法阻止自己的门徒甚至他本人成为埃尔多雷特咒怨的受害者。

　　在成为肯尼亚热门的输出品之前，竞技性跑步在这片土地上是一个殖民项目。在20世纪上半叶，当肯尼亚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时，基督教会、学校和武装部队鼓吹跑步以灌输纪律、塑造性格。

　　代表肯尼亚赴海外参赛的第一批运动员，许多都是英王非洲步枪团——该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为英国王室而战——的士兵。这其中又有绝大一部分人来自位于大裂谷西部肥沃高原上的南迪部落。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南迪部落领导了一场长期但最终徒劳无功的反抗英国侵占肯尼亚的运动。

　　狂喜和痛苦：凯尔文·基普图姆以创赛道纪录的形式赢得了2023年伦敦马拉松冠军(图1)；在以2023年芝加哥马拉松，基普图姆在创下2:00:35的世界纪录后与教练哈基齐马纳合影(图2)；Chepkorio小镇的孩子们在路上排队围观基普图姆的葬礼队伍(图3)；在葬礼上，基普图姆的儿子卡莱贝·基根(

　　1963年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预示着肯尼亚跑步黄金时代的到来。一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上，肯尼亚首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赛，威尔逊·基普鲁古特(

　　Wilson Kiprugut)获得一枚800米铜牌。四年后，来自南迪的警察基普乔格·凯诺Kipchoge Keino)在墨西哥城获得奥运会1500米冠军，这让肯尼亚田径运动声名鹊起。自独立以来，肯尼亚运动员赢得了117枚奥运会奖牌，几乎全部来自中长跑项目。

　　时至今日，肯尼亚人和他们的东非邻居埃塞俄比亚人一起，在马拉松运动中傲视全球：截至今年5月，史上最快的50名男子马拉松运动员中，有26人出生在肯尼亚；肯尼亚女选手则在50人中占据17席。

　　肯尼亚精英跑者大多来自卡伦金族，这是一个包括南迪人在内的裂谷地区九个密切相关的部落，约占肯尼亚5700万人口的13%。他们的跑步能力是遗传和环境的结果：卡伦金人通常有着细长的双腿，大多数在高海拔地区长大，这可以提高肺活量并促进携带氧气的红细胞的生成。

　　肯尼亚在奥运会上的成功激励了许多来自裂谷地区的人投身田径运动。几位年长的跑者告诉我，他们很高兴有机会代表自己的祖国、乘飞机旅行或是获得赴美留学的奖学金。

　　也许是为了应对压力，基普图姆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酒吧里与朋友社交，经常在晚上沿着狭窄且光线昏暗的道路开车回家。

　　钱是另一个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后来代表肯尼亚参加了奥运会(译注：洛杉矶、汉城、巴塞罗那三届奥运会均进入男子1500米决赛，依次获得第4名、第11名、第4名)的约瑟夫·切西尔(

　　Joseph Chesire)还是一名年轻的跑者，他对更有经验的跑者带着收音机和钱回家感到惊讶。切西尔和基普图姆一样，来自一个名为盖约(Keiyo)的卡伦金部落，在那里，跑步的兴起要晚于南迪人。他告诉我，在看到他进行高强度训练时，当地人认为他是个“疯子”，直到他买了一辆标致卡车，并把原本的茅草屋顶换成了波纹铁。“打那之后，盖约的跑者快了起来。”他说。

　　没过多久，这项运动就变成了一门生意。本世纪初，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几位经纪人在裂谷地区建立了营地；他们会招募当地人才，给他们匹配相应的教练和运动品牌，并派他们赴海外参赛。跑者现在会带着比他们想象中更多的钱回家。他们能够为父母购买新房，为家里的任何孩子支付学费——如果足够精明，他们还可以对房地产进行明智的投资。

　　埃尔多雷特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北300公里处，被称为“冠军之城”。前运动员们名下的多层商业建筑散布在繁华的市中心，快餐店、销售电子产品的商店与破旧的小巴、推着木质推车的男人以及兼作肉铺的茶馆共存。几位知名跑者在绿树成荫的埃尔贡景观庄园拥有McMansions(译注：原指上世纪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在美国郊区大量建造的奢华但缺乏特色的大型住宅，通常面积超过300平方米，因标准化生产、浮夸设计和象征新财富而备受批评)，这是该市最繁华的街区之一。(跑者倾向于在小城镇度过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那里也是大多数训练营所在地，但那些负担得起的人通常会把家人搬到埃尔多雷特。)

　　约瑟夫·切西尔(图1)在奥运会上成绩不俗，他在午餐前与他在Kapserere村拥有的学校(图3)的学生交流(图2)；来自肯尼亚各地的业余跑步者涌向伊藤进行训练，希望能引起国外星探的注意(图4)

　　尽管这项运动为一些人带来了长期财富，但另外一些人几乎连自己的奖金都所剩无几。我目睹过世界级的跑者，被欺骗用假地契购买房产，或是创办的企业被骗子据为己有。一些人被自己的律师骗了，还有一些人被自己的配偶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重新陷入了他们曾经摆脱过的贫困，短暂地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带来了额外的心理创伤。2005年赫尔辛基世锦赛5000米冠军本杰明·里莫(

　　Benjamin Limo)曾担任肯尼亚在世界田径协会的代表，据他估计，肯尼亚四分之三以上的退役职业运动员如今活得都很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付不起来城里看比赛的门票钱。”他说。

　　今天的运动员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更多的竞争。在过去的十年里，失业率和生活成本双重上涨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将跑步作为职业。尽管自2016年以来，肯尼亚的GDP在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基建投资狂潮推动的，这给政府带来了债务负担，并没有创造许多就业机会。通货膨胀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正规就业的工人不足六分之一；从身份证到糖，再到汽油，政府几乎对所有东西都在征收新税。

　　Emmanuel Ng’etich)渴望成为一名跑者，他原本是一名兽医。恩格蒂奇对稳定职业生涯的渴望源于艰难的童年：他的母亲在产下他不久后死于大出血，他的双胞胎兄弟在九个月后去世；他的父亲和另一个妻子住在一起——一夫多妻制在肯尼亚是合法的，尽管正在式微——所以这个男孩是在一个收养家庭长大的，那家人靠在埃尔多雷特郊区的一小块地上种植玉米为生。

　　截至今年5月，史上最快的50名男子马拉松运动员中，有26人出生在肯尼亚；肯尼亚女选手则在50人中占据17席。

　　恩格蒂奇完成了为期三年的兽医课程，但他就读的大学拒绝授予他在动物身上执业所需的证书，因为他欠了大约750美元的费用。一位叔叔和来自教会的赞助人在经济上予以他帮助，但这还不够。

　　恩格蒂奇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工作，日薪4美元。但他渴望着另一种职业。恩格蒂奇经常从家跑12公里去上学，他认为自己具备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的条件。他的邻居、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5000米冠军维维安·切鲁伊约特(

　　Vivian Cheruiyot)鼓励他试试运气。“她告诉我，‘你的身材很纤瘦，你能做到。’”恩格蒂奇透露。切鲁伊约特送给他一双二手Adidas跑鞋。

　　一年后的一月，存够了钱的恩格蒂奇搬到了伊藤。这个小镇位于埃尔多雷特东北30公里处，吸引了来自裂谷各地的业余跑者纷至沓来，他们在红土路和林中小径上训练，并参加当地比赛。他们的目标是引起经常在当地星探的帮助下在该地区挖掘人才的国外星探的注意。

　　一些有抱负的跑者在中学毕业后直接来到伊藤；其他人，比如恩格蒂奇，则是在其他事业以失败告终后才另辟蹊径。一天下午，我在恩格蒂奇和另外两个跑者租的房子里见到了他。那是个月租金20美元的单间，里面有一个燃气灶、两把椅子、一台坏了的电视和两张小床：恩格蒂奇和一位训练伙伴共用其中的一张。

　　与伊藤的大多数追梦人一样，恩格蒂奇被那些看上去不太可能成功的故事所激励：被基普图姆从手中抢走世界纪录的基普乔格曾靠骑自行车送罐装牛奶谋生；蒂莫西·基普拉加特(

　　Timothy Kiplagat)如今是史上并列第十的马拉松选手，他从十几岁起就沉迷于当地酿造的烈酒，直到20出头时受雇于一名亲戚来照看在埃尔多雷特的住宅，他才开始被跑步所吸引。蒂莫西·基普拉加特从烂酒鬼到东京马拉松亚军的救赎故事，看

　　Joan Chelimo)是一名从肯尼亚归化至罗马尼亚的运动员，日常仍在伊藤训练和生活，据她估计，这个小镇有2000名以上运动员，但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有机会 赴海外参赛。许多人苦练一年却一无所获；一些人孤注一掷，例如变卖家中的土地以支付机票。我目睹过一位29岁的女性跑者正在护理因穿着破旧跑鞋而导致的腘绳肌损伤，她告诉我，她经常没钱吃饭，还会通过为邻居洗衣服来维持生计。

　　近年来，由于欧洲和美国提供高额奖金的比赛数量锐减，通过这项运动开启职业生涯变得更加困难。长期以来，专业的田径赛事一直难以吸引爱好者，导致组织者减少了距离更长、更缺少市场价值的比赛，例如5000米和10000米。与十年前相比，同等距离的路跑赛事以及小城市的马拉松比赛也不太可能提供高额奖金或邀请顶尖选手。

　　但有一个细分市场如火如荼：大城市的马拉松比赛，包括七个被认为是“专业”的城市：柏林、波士顿、芝加哥、伦敦、纽约、悉尼和东京，比赛获胜者可以通过奖金、出场费和赞助协议中的附加奖金一次性带走数十万美元。

　　然而，这种对马拉松的关注也伴随着风险。此前，大多数精英运动员都是在专注于较短的场地赛多年之后才涉足马拉松的。眼下的马拉松运动员更为年轻，通常在20多岁，这意味着那些有幸获得高额奖金的人可能对马拉松准备得更少。“过去，运动员会循序渐进地赚钱。”科尔姆·奥康纳(

　　Colm O’Connell) 说，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伊藤指导年轻跑者。“现在，他们一夜暴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重新陷入了他们曾经摆脱过的贫困，短暂地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带来了额外的心理创伤。

　　Wilson Kipsang)是马拉松运动的全球代言人，出身贫寒农家的他通过不懈努力，五次赢得大满贯赛事冠军，2013年更是在柏林将世界纪录提升至2:03:23。基普桑告诉我，在巅峰时期，他曾经在一场比赛中拿到了35万美元的出场费。

　　然而，不知何故，他的钱总是不够花。为了成为房地产巨头，基普桑申请了高息贷款，为建筑项目提供资金，但后来无力偿还。他还成为骗子的猎物：在一桩事后被证明是假黄金的骗局中损失了40000美元，在一项承诺投入“翻倍”的项目中损失了25万美元。他在埃尔多雷特的夜总会纸醉金迷，几次遭遇车祸，一场事故在他头右侧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

　　今年1月，我们在埃尔多雷特见面，午餐吃了山羊和烤土豆，基普桑彼时刚刚恢复训练，此前他曾因错过一系列药检而被禁赛四年。(近年来居高不下的兴奋剂阳性案例使肯尼亚运动员受到更严格的审查。)44岁的他仍然在伊藤拥有一家酒店，尽管他的房地产帝国从未实现。“当你赢得一场大型比赛，并获得巨额奖金时，你会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之巅。”他说。“但很容易把事情搞砸。”

　　和基普桑一样，基普图姆长大的农业社区与他日后用双脚征服的国外大都市也遥不可及。尽管官方文件称他出生于1999年，但大多数人认为基普图姆实际上要大上几岁。(一位前运动员及教练告诉我，言听计从的地方官员经常以最接近的日期填写相关文件，以帮助肯尼亚选手在青少年比赛中占据优势。)

　　前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威尔逊·基普桑(图2)在Fluorspar山与其他运动员一起训练(图1)；成功的跑者经常在埃尔多雷特山坡上的豪宅区买房(图3)；凯尔文·基普图姆的父亲萨姆森·切鲁伊约特站在儿子的坟墓旁(图4)

　　基普图姆小时候住在位于埃尔多雷特东南40公里Chepsamo村的山坡上，房子取材于附近森林的木材，加了波纹金属。和该地区的大多数家庭一样，这家人种了土豆、卷心菜、豆类和玉米，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他的母亲玛丽·康戈戈(

　　Mary Kangogo) 在附近城镇的市场上卖二手衣服，而他的父亲则以售卖自己在坑里烧出木炭为生。

　　不上学的时候，基普图姆在家里放牧。当他赶着山羊、奶牛们走在家附近的土路上时，经常会遇到奔跑而过的运动员，其中就包括在法国参加比赛的卢旺达人哈基齐马纳。基普图姆在十多岁时也加入其中，最初打赤脚，后来穿上了前辈跑者传下来的二手鞋。

　　Samson Cheruiyot)对儿子热衷于田径运动持怀疑态度。他希望儿子当一名电工，并为他报名了一门布线月见面时，切鲁伊约特曾告诉我，自己曾经让基普图姆的叔叔们能说服儿子继续上学。“但我的孩子说，‘别管我，我要当一名运动员。’”

　　在哈基齐马纳因伤远离赛场，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他提出免费执教基普图姆，这让切鲁伊约特做出了让步。2024年1月，就在哈基齐马纳去世前三周，他还亲口告诉我，这位少年的毅力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全然没想到基普图姆会拥有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

　　“过去，运动员会循序渐进地赚钱。”科尔姆·奥康纳说，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伊藤指导年轻跑者。“现在，他们一夜暴富。”

　　2018年，基普图姆实现了重大突破，当时他击败了更有经验的跑者，赢得了埃尔多雷特半马。一位当地星探将他引荐给了比利时的体育管理机构Golazo，该机构向他提供了一份合同。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基普图姆参加了十场半马，偶尔也会跑10公里，经常前往欧洲，这些比赛大多在那里进行。但是，尽管他一直位列前十，但并没有光芒四射。瑞士运动员朱利安·万德斯(

　　Julien Wanders)曾在2020年与基普图姆一道训练了几个月。万德斯说，在训练赛中，基普图姆“总是跑在队伍最前面，但他并没有真正脱颖而出。”

　　哈基齐马纳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基普图姆最初对跑完全程马拉松“有些恐惧”。但在2022年，他终于同意尝试。哈基齐马纳知道基普图姆具备这个能力：他告诉我，基普图姆的跑量几乎比任何运动员都要大，周跑量可以达到300公里，这让他特别适合长距离。在马拉松比赛中，当跑步者通常开始感到疲惫时，基普图姆会加快速度并做出“攻击”。正如哈基齐马纳所言，在瓦伦西亚，他将这种战术发挥出了毁灭性的效用，在距离终点还有10公里时取得了领先。就连基普图姆本人似乎也对自己创赛道纪录的成绩感到惊讶，他告诉一位采访者：“我的目标是跑出2:04或2:03，因为我的状态很好。我发现自己跑出了2:01。”

　　五个月后，基普图姆以创赛道纪录的2:01:25赢得了伦敦马拉松，这为他带来了23万美元的奖金。当他以领先亚军近三分钟的成绩抵达终点时，BBC评论员惊呼：“我们在伦敦街头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基普图姆险些没能前往芝加哥，那个他创造世界纪录的地方——当时他刚经历过扁桃体炎，腘绳肌也伤了。但看过基普图姆表演的人都没想到，他的身体并不处在巅峰状态。当他穿着蓝白相间的Nike背心接近设在密歇根湖畔的终线时，他的脚步似乎毫不费力。“他油箱里燃料还多。”芝加哥马拉松赛事总监凯利·平科夫斯基(Carey Pinkowski)告诉我。“我想那天他有可能打开两小时大关。”

　　加上在芝加哥夺冠的15万美元，基普图姆的收入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急需的财务稳定。他的第一笔大额投资是埃尔多雷特附近的两块土地，他计划在那里为父母建造一栋房子，为妻子阿塞纳斯·罗蒂奇(

　　Asenath Rotich) 及在他离世时只有7岁和4岁的一双儿女建造另一栋房子。基普图姆还要资助他与自己视为第二任妻子的埃德娜·阿乌沃尔Edna Awuor)的小女儿。

　　Daniel Kemboi)本世纪初归化至卡塔尔，但他没有赞助商或任何积蓄。他告诉我，基普图姆给自己提供Nike运动鞋，并开车送他去训练。“他会说，‘因为我现在一切OK，我想要帮助其他人。’以前有人帮助过他，他想回报。”

　　据大家透露，基普图姆继续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大多数晚上，他都会住在Chepkorio一张租来的床上，他在旁边为哈基齐马纳租了张一模一样的床。当地店主格雷斯·基尔瓦(

　　Grace Kirwa)记得，基普图姆是一个“简单的小伙子”，总是很友好。有一次，他在比赛结束后自掏腰包买了软饮分发给镇上的人们。“他谨言慎行，不想把功劳据为己有。”她回忆道。

　　“当你赢得一场大型比赛，并获得巨额奖金时，你会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之巅。”他说。“但很容易把事情搞砸。”

　　但收入也给基普图姆带来了新的压力。像所有成功的跑者一样，他的钱吸引了那些将其视为商机的人，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出于善意。肯博伊告诉我：“每当有人得到什么东西，突然之间，他们就成了猎物。”

　　在他去世前一年，基普图姆与中国运动品牌乔丹签署了一份合同。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以与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

　　Michael Jordan)的长期法律纠纷而闻名，乔丹的律师辩称，该公司的商标侵犯了他的姓名、形象和肖像——该公司的Logo上有一个篮球运动员的剪影，类似于Air Jordan品牌的“飞人”。

　　乔丹是几家试图在肯尼亚田径运动中站稳脚跟的中国企业之一。随着跑者赚钱的机会减少，中国公司和自由职业者试图通过赞助肯尼亚跑者并派他们去中国参加比赛来弥补这一亏空。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中国公司招募跑者的策略感到满意。一位教练告诉我，众所周知，中国代理商经常与当地“经纪人”合作，在田径场和训练营附近闲逛，并为跑者提供与中国品牌的合同，这些合同的价值三倍于他们现在所属的品牌。

　　与这些合同相伴的，往往是繁复的限制，其中可能包括因表现不佳、受伤或一年中未能每个月都参加比赛的巨额扣款(这给长跑运动员留的恢复时间太少了)。许多年轻的肯尼亚跑者缺乏解读合同细则的教育，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签署的内容。

　　丹尼尔·肯博伊(图1、图4)曾经是基普图姆的训练伙伴之一，住在距埃尔多雷特20公里的 Strbevictor伟德obag，他自豪地展示着自己所获得的奖牌和奖杯(图3)；在Kamariny体育场训练的运动员们(图2)

　　这些代理通常以现有合同即将到期的跑者为目标。然而，众所周知，他们也会追逐仍处在合同期内的运动员，要么以签署新协议不存在问题为话术来说服他们，要么承诺承担任何相关法律诉讼的费用。两位负责为基普图姆提供商业建议的人告诉我，在瓦伦西亚夺冠后，基普图姆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与乔丹的交易。2023年初，他为乔丹拍摄了一张宣传照，但在某个时间，他意识到——或者说被告知——这笔交易违反了他与Nike的合同条款，Nike不允许他推广其他品牌的产品。在伦敦马拉松比赛之前，他停止了与乔丹的沟通，他穿着Nike跑鞋和背心参加了比赛。

　　据他的父亲切鲁伊约特透露，基普图姆退还了乔丹付给他的18.5万美元。但目前尚不清楚参与其中的当地中间商是否已经收到了属于自己的分成。基普图姆去世前四天，四名男子来到切鲁伊约特家中寻找基普图姆。这些人后来告诉警方，他们一直在寻求解决与这笔交易有关的合同纠纷(乔丹方面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为计划中的下一场比赛鹿特丹马拉松做准备时，基普图姆的训练一如既往地艰苦。然而，他并没有得到所需的休息，而是在埃尔多雷特度过了越来越多的夜晚。每周都会有那么几次，在Chepkorio营地完成训练后，他会爬上自己的丰田Premio或Hilux皮卡，前往城市。在瓦伦西亚夺冠后，基普图姆买了两辆车——这是他拥有的第一辆车。切西尔表示，对于肯尼亚跑者来说，在赢得一场大型比赛后买车是一场成年礼。但在一个经常无视交通规则的国家，安全往往是出事后才被考虑的。“他们希望被看到在城里风驰电掣。”切西尔说。

　　据他的朋友说，基普图姆也不例外：他驾车和比赛一样，咄咄逼人。抵达埃尔多雷特后，他通常会与朋友们一起喝一到两杯本国产的White Cap lager啤酒，偶尔会在开高档购物中心的爱尔兰酒吧观看英超比赛。虽然基普图姆并不以酗酒而著称，但埃尔多雷特的一些人认为他喝得太多了。“凯尔文像一根两头都被点着的蜡烛。”托比·坦泽(

　　Toby Tanser)说，他写过两本关于肯尼亚跑步的书，现在居住在埃尔多雷特。“当你从不得不借一双鞋来到一个可以随意花钱并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的状态时，这就变成了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

　　在大家的描述中，基普图姆在生前的最后一次外出时相当平静。据肯尼亚媒体报道，这名跑者开着自己的丰田车去埃尔多雷特洗车，然后在附近的酒吧喝了两杯啤酒；然后，去了常去的爱尔兰酒吧，和哈基齐马纳以及科斯盖一起，喝了一杯生姜柠檬茶，看了曼联击败阿斯顿维拉的英超比赛。三人随后在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基普图姆没有喝任何饮料，并在当晚10:30前不久离开。哈基bevictor伟德齐马纳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计划返回Chepkorio观看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之间的非洲国家杯决赛。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基普图姆喝醉了，但对于一个从凌晨4点就醒来的人而言，在晚上外出时开车本就是存在风险的。“如果你早上跑30公里或40公里，晚上8点后你甚至无法坐起来。”住在埃尔多雷特的两届波士顿马拉松冠军摩西·塔努伊(

　　即使在白天，通往车祸现场的道路给人的感觉也很危险。这是一条狭窄的单行道，路面坑洼不平，从埃尔多雷特郊区穿过农田和森林，向Chepkorio方向爬升。基普图姆的车在一条上坡的直道上失去了控制，旁边是一条沟渠。你可以想象一个司机受到诱惑而加速。

　　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了：切鲁伊约特维护着儿子的坟墓(图1)；车祸当晚，基普图姆光顾了埃尔多雷特的一家酒吧(图2)；孩子们在基普图姆长大的Chepsamo玩耍(图3)；切鲁伊约特在厨房里生火(图4)

　　事故发生后，人们用手写信息和跑者照片装饰了基普图姆撞的树。当我在1月份造访时，基普图姆所属的盖约部落长老们已经将这棵树连根拔起，试图清除这一地区的不祥征兆。一种阴谋论正在流传，表明与身为南迪人的埃鲁德·基普乔格关系密切的长老曾使用巫术导致车祸(尽管他们因同为卡伦金人的身份而团结在一起，但南迪人和盖约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竞争关系)。在接受BBC采访时，基普乔格将自己遭遇的网络霸凌称为“一生中最糟糕的消息”。

　　法医发现基普图姆的车在撞车前不存在机械问题，排除了任何故意引发事故的可能性。肯尼亚警方尚未发布调查报告。但警方发言人迈克尔·穆奇里(

　　William Ruto)也是卡伦金人，他下令在基普图姆购入的一块土地上为其遗孀 阿塞纳斯·罗蒂奇 和他们的孩子建造一座预制房屋。在事故发生后至葬礼的11天时间里，这栋房屋以惊人的速度建成了。这不仅是一种善意的姿态，也是促进政府计划到2027年建造100万套住房的一种方式。

　　国家还为基普图姆的父母在隔壁建造了一所住宅。在他们搬到那里后不久，基普图姆的父亲与罗蒂奇发生争执，至少部分原因与基普图姆的资产有关。罗蒂奇现在和孩子们住在首都内罗毕。

　　他梦想着用未来的奖金为孤儿建一个家。“当别人都在受苦时，我不想要奢华的生活。”他说。

　　当我在1月份去齐切鲁伊约特的新居拜访他时，他告诉我，他和妻子正在经历经济方面的“折磨”。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买新家具或新款家电，所以他们用柴火做饭，睡在卧室地板上的旧床垫上。

　　在裂谷地区，肯尼亚运动员最近悲剧频繁上演的趋势有望扭转。2021年，肯尼亚长跑运动员艾格尼丝·蒂洛普(

　　Agnes Tirop)被分居的丈夫谋杀后，琼·切利莫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反对性别暴力的慈善机构。她和做运动员经纪人的丈夫朱利安·迪马里亚Julien Di Maria)一起创办了工作室，向跑者传授金融知识。约瑟夫·切西尔协助运营一个项目，让年轻的跑者与更有经验的人建立联系，后者提供从财产管理到人际关系的全面建议。(他的首要建议是，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应该雇佣司机。)

　　另一个乐观的原因来自大西洋彼岸。美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为跑者提供奖学金，也覆盖来自海外的跑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肯尼亚的许多大明星都是这一体系的产物。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这项运动，奖学金在肯尼亚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但是，提供高额奖金的比赛的减少，以及允许美国大学为学生运动员支付更多费用的新规，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计划的兴趣。在去年的NCAA越野锦标赛上，来自美国大学的最优秀的跑者参加了比赛，在男、女前50名选手中，分别有11人和13人来自肯尼亚。(在此前的十年间，只有五名肯尼亚男选手进入NCAA越野锦标赛前50名，女选手则完全无人上榜。)

　　已经获得罗马尼亚身份的琼·切利莫回馈养育自己的肯尼亚(图1、图2)，与他人共同创立了Tirops Angels(图4)，这是一家反对性别暴力的慈善机构，并向跑者传授金融知识；跑者在Kamariny体育场进行训练后的恢复(图3)

　　然而，这一选项并不适合所有人。尽管相比于上一代人，如今的跑者更有可能完成中学学业，但许多人缺乏获得学位的学术基础。并非所有大学都愿意支付必要的费用，这使得许多潜在的学生运动员只能依靠家人的帮助。

　　对于像恩格蒂奇这样来自最贫穷底层的人来说，职业路线仍然是一个更可行的选择。当我在4月见到他时，他正在准备一场15公里的比赛，他希望通过比赛激起经纪人的兴趣。他正在想办法借一双超级跑鞋；维维安·切鲁伊约特送给他的Adidas鞋已经报废了，所以他花了两美元从当地市场买了一些运动鞋。

　　他指着房间里坏掉的电视说，他的目标是有一天能上电视——不仅是为了跑步，也是为了回馈社区。他梦想着用未来的奖金为孤儿建一个家。“当别人都在受苦时，我不想要奢华的生活。”他说。

　　还有一些裂谷地区的跑者更接近实现自己的抱负。4月，南迪人塞巴斯蒂安·萨维(

　　Sabastian Sawe)以2:02:27赢得了伦敦马拉松冠军，尽管气温比理想的比赛温度要高，但萨维还是创下了伦敦赛道的历史第二快成绩，仅次于基普图姆的2:01:25。一些精英跑步的拥趸认为，萨维最终可以继承基普图姆的遗志，在马拉松比赛中打开两小时大关。

　　如果基普图姆还活着，他现在可能已经实现了这一里程碑，也可能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金牌。那些梦想和他的身体埋在了一起。

　　如果基普图姆还活着，他现在可能已经实现了这一里程碑，也可能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金牌。那些梦想和他的身体埋在了一起，按照卡伦金人的传统，他的尸体躺在自己的土地下。

　　2024年2月23日，我和其他数百人一起，看着一辆黑色路虎豪华轿车载着基普图姆的棺椁，抵达了他父母将要建造新居的地方。

　　当天稍早时候，包括鲁托总统在内，数名顶级运动员和政治家参加了基普图姆的葬礼，鲁托总统发表了悼词，呼吁肯尼亚人从基普图姆的伟大中寻求灵感。世界田径协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

　　Sebastian Coe)也在葬礼上发表了讲话，他称基普图姆的成就“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是弥足珍贵、不可磨灭和牢不可破的”。

　　今年早些时候，在我访问基普图姆父母家的最后时刻，我让切鲁伊约特带我看看他儿子的墓地。他把我带到花园边缘的一个小小的木十字架旁，旁边是一排波纹铁栅栏。卡伦金人的坟墓通常很简单，但看到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这个带着基普图姆名字的十字架几乎完全被一堆泥土掩盖，上面散落着几个月前已经腐烂的花束包装。

　　在农场劳作了一个上午后，穿着橡胶靴的切鲁伊约特看上去很尴尬。他告诉我，自己知道这个坟墓配不上冠军，但他和妻子买不起更好的。